昌宇案例 | 认罪认罚案件，昌宇律师独立行使辩护权，被告人终获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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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
2019年，D某经他人介绍与A男子结识，后与A男子一同前往境外并加入了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团伙。该团伙由A男子组织并负责管理，主要成员共七人，分工明确。
2021年案发，该团伙主要成员被公安通缉。D某得知后立即退出团伙回国，并于2021年9月15日主动联系侦查机关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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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案过程
2021年9月末，海南昌宇律师事务所接受D某家属的委托，指派邓兴斌律师、王潞阳律师担任D某的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多次会见D某，并全面查阅案件卷宗资料，发现公安机关认定的事实存在严重瑕疵，遂立即向办案检察院二次提交书面辩护意见，详细阐明辩护观点。
检察院接收后，将本案退回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补充侦查结束后，检方向D某提出了六年六个月的量刑建议，D某接受并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2022年1月21日，检察院向法院提起公诉，认为D某等四名被告人诈骗他人财物，情节严重，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并建议判处被告人D某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为证实控诉内容，公诉机关出示了多项证据，包括出入境记录、银行卡流水、被害人的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审计鉴定报告等等。
2022年7月7日，本案开庭审理，D某在庭审中遵守认罪认罚协议，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罪名及量刑建议没有提出异议。
但辩护律师坚持认为事实认定有误，且量刑偏重，因此庭审中，辩护律师先向法院说明：“辩护人完全尊重且理解被告人D某的认罪认罚决定，但选择恪尽辩护职责，行使独立辩护权利。”
后针对本案事实及证据，详细阐明辩护意见。针对事实方面，辩护律师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有：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且部分涉案事实发生的时间与被告人D某在境外的时间无法吻合，故公诉机关指控本案被告人对被害人Z某、C某实施诈骗行为或非法占有该二名被害人的财物不能成立；D某在涉案团伙中并非组织、领导者，应认定为从犯等。
针对量刑方面，辩护律师从被告人D某的自首情节、认罪认罚态度、社会危害性、退赃退赔事实等角度进行辩护，同时将公诉机关用以佐证本案犯罪数额的《审计鉴定报告》进行强有力的否定质证，最后与公诉机关针对本案量刑应适用的法律规定在庭审中展开辩论。
法庭辩论结束后，法院采纳了辩护律师的部分辩护意见，当庭建议公诉机关调整量刑建议，公诉机关遂将对被告人D某的量刑建议从六年六个月调整为五年。
此外，由于检方用以佐证犯罪数额的鉴定意见无法证明实际违法所得之数额，本案D某被公安机关查封的房产将在全额退赃退赔并缴纳罚金后得以解封。
D某及本案其他被告人接受新的量刑建议后，深感法官宽厚教化之心，在庭审的最后，共同向法院做最后陈述：“我认罪认罚，绝不上诉，希望法院立即判决并开始执行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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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案小结
办理境外电信诈骗案件时，公诉机关援引的定罪量刑依据基本都是《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该《意见（二）》规定：“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境外诈骗犯罪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上述条款的立法背景是境外电信诈骗案件往往难以查证犯罪数额，立法目的是为依法大力整治电信诈骗犯罪。因此，该条款实际上属于定罪量刑的兜底性条款。
办案过程中，辩护律师陷入的思考是：既然有兜底性条款，那么在涉案嫌疑人出境时长达到该条款规定足以定罪量刑之后，犯罪数额及犯罪事实的查证还必要吗？在此背景下，为部分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办案机关辩论，还能影响案件结果吗？在办案过程中，承办律师发现公安机关将被害人Z某受骗100余万元、C某受骗2万余元的两起犯罪事实，在无直接证据，甚至案发时间都无法匹配的情况下，直接认定为本案犯罪事实，因此自接受委托起就不断向办案机关提出意见，坚持独立辩护，最终法院依法将该二起事实从本案中予以排除，当庭建议检察院重新调整量刑建议。思考结合实际后，办案律师坚持己见：兜底性条款不能与刑法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相抵触，刑事案件中，虽犯罪数额可能无法查证，但具体犯罪对象、实际犯罪结果与定罪量刑的因果关系仍然不能忽略，一旦存疑，务必辩护至“从无”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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